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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成人，意味借錢著獨立的開始。
　　中新網12月10日電 據日本《室內裝潢中文導報》報道，最近，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了全國領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無論從日本總人口中領取低保的比例來看，還是從在日人數排前幾位的外國人族群來看，中國人領取低保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從統計數字看，在日室內設計中國人可算一個自立性較強的族群，他們對低保的依賴性很小。長期在日居住的華人，經過多年打拼，一般經濟上都能自立，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走進富裕層，屬於日本社會的“中流”。他們不僅自己自強不息，而且教育子女也和國內不同，努力培養子女的自立精神。無疑，與國內同齡家長相比，在日華人拒絕“啃老族”的傾向明顯。
　　“當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華人老楊有一個女兒。中國人多為獨生子女，當然都特別疼愛，但是在日生活的多年經驗使老楊懂得，日本的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需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能養活自己和家系統傢俱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還能有餘力幫助被人那就更不容易。雖然華人經過在日本的打拼，大多在經濟上還過得去，嬌慣一個女兒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家庭中可以是寬鬆的，而社會卻是嚴峻的，在家裡受到嬌慣，到社會上則難以自立，對於子女，與其“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讓女兒在沒走向社會時就培養出自食其力的能力和遵守社會的規則的習慣，對女兒今後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首先，老楊經常對女兒說他自己總結出來的人生“四個管理”。
　　一是健康管理。人生健康第一，一切事情如果和維持健康發生矛盾，都應該以維持健康為第一選項。健康管理包括作息時間的相對固定化，體育鍛煉的經常化和健康檢查的定期化等。健康是數字中的“1”，其他的一切，諸如金錢、地位、才能等都是“1”後面的“0”，有了“1”，後面的一系列的“0”才有意義，沒有健康這個“1”，後面的一切“0”都沒有意義。
　　第二是時間管理。不能有效地利用時間，人生與成功無緣。時間不像金錢，對相同壽命的人都是平等的。具體地說，就是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必須完成的事一定按時完成，無論學業還是工作。在時間的分配上要分出“必要時間”和“非必要時間”，“必要時間”包括必要的休息時間和對社會、學校、以及家庭中規定的自己有義務完成的事情所分配的時間；“非必要時間”，就是除去必要的休息時間和完成必須做的事之後的剩餘時間，可以用來充實自己和娛樂。在分配時間時，“必要時間”的分配必須優先。如果時間的分配以自己想做的事，以娛樂活動為中心，就會負許多“任務債”，有時為了完成這些任務，不等不侵占休息時間，甚至損害身體。因此首先完成必須完成的任務，然後再娛樂，那才能真正地享受沒有負擔的娛樂，沒有後顧之憂的娛樂和有益於健康的娛樂。
　　第三就是金錢管理。這也和時間管理一樣，分“必須付出的金錢”和“非必須付出的金錢”，“必須付出的金錢”金錢包括公共費用(必要的飲食、水電、電話、學費等)，在分配金錢時，“必須付出的金錢”優先，和時間管理的說法相反，就是到一定時間之前不可花光的金錢一定不要花光。現代社會一般溫飽是沒有問題，錢不夠花的人，一般都是不善於計劃。節約其實是一種藝術，就像卡路里吃多了一定會肥胖一樣，超出真正的需求去使用金錢，人生一定會多出許多贅肉一樣的生理和心理的累贅，節約也是維持身心健康的一種藝術。一般來講，金錢總也不夠用的人，時間也總不夠用，因為他們沒有充分地發揮出金錢和時間的真正的價值。
　　人必須剋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寒號鳥”性格，一定要為自己的明天留出金錢上的餘裕，沒有維持自己生活基本消費的金錢，也就沒有尊嚴，“吃飯大如天”，自己必須能養活自己並要承擔社會義務，如果再有金錢上的餘裕，還應該去幫助別人，這樣才能成為有尊嚴的人。
　　第四就是感情管理。日本是一個尊重誠實和規則的社會。“百計不如一城”，對人有誠信，才能有信用。說過的話，答應的事，就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實現，守時守約。而社會的規則與法律，是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共識，一定儘量遵守。儘量說真話，雖然沒有人能做到一句謊都不說，但是要儘量誠實，有誠才能有信，將來才能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可以被信任的人。
　　老楊覺得，教給女兒這些，並督促她儘量做到，就是“授之以漁”。日本政界元老小澤一郎曾經感嘆動物對自己的後代的做法要比人更明智。一般動物在幼小而需要保護的時候，作為父母的成年動物就是拼著命也要保護，就是一隻狼來了，一隻老母雞也會拼著命保護自己的雞雛；但是一旦小動物長大，再來糾纏父母，一定會被父母趕走。而人在這一點上被異化，有的父母欺負和虐待自己幼小的子女，不盡扶養和教育的義務；而有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以後還嬌生慣養，使他們永遠無法自立。
　　老楊對此深有同感，雖然女兒還在上大學，但是她和女兒約定:可以在家裡吃住，學費也由家裡出，但是自己的穿著、電話費、零用錢都需自己打工去賺，這不是家長付不出，而是要女兒體驗社會，為自食其力做準備。
　　老楊還註意督促女兒遵守社會規則。女兒有時回來很晚，就把自行車停在樓下，但是按照樓房管理的要求，需要放在樓後面的停車場里。因此老楊不論女兒回來多晚，一定要求女兒把自行車送到停車廠，如果發現女兒沒有照辦，就是睡下了也要起來把車送去。老楊常對女兒說，在日本的車站等地方，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其他國家很難看到的景象，那就是人們在乘電動滾梯時，自動靠左邊排成一排，而將右邊的部分空出，以便著急趕時間的人能快步從空出來的右側順利通過，如果左邊全部站滿，一般人們也不會去“占領”右側空出來的部分，而是排電動滾梯的下麵，等著在左邊乘入。這是極其遵守規則的日本人創造的動人的景觀，它帶來的結果就是通行的流暢——疲勞而不需要趕時間的人可以悠哉悠哉地等著乘滾梯，而要趕時間的人可以通行無阻，而這種流暢來源人們對約定俗成而不是強制的規則的遵守。
　　華人李女士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兒子也是名牌大學畢業，在一家證券公司就職。孩子大了，希望自己出去單住，要自己買房。對於李女士來說，以自己的實力，給自己的孩子買一套房子，或者把自己現有的房子分給兒子一套，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如果她給兒子貸款買房，還可以節省公司的稅金。
　　但是李女士覺得要培養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習慣，自立、奮鬥的精神最重要。因此她和兒子說，你剛剛參加工作，可能買房付首付款有些困難，這個我們可以幫助你一些，但是分期付款要你自己承擔，你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和預算了嗎？如果做好了，你就去買，如果沒有做好，就再等一個階段。
　　兒子對母親的建議很贊成，並說自己承擔分期付款是沒有問題的。兒子知道母親很富有，但是他更知道日本社會中可以說沒有一個“少爺”，整個社會拒絕“啃老族”。
　　健康“三觀”源於良好社會環境
　　華人宋飛的兒子宋朝陽7歲時跟隨父母來日，說起來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朝陽來日時讀小學一年級，從小學一直到大學畢業的完整的系統教育都是在日本完成的。
　　宋朝陽生活在日本社會環境、接受了日本式教育、周圍的同學和朋友都是日本人，他自然也與大多數日本的年輕人一樣，從小到大基本沒有在生活、學習、工作上靠父母的想法。一方面，華人來到日本的異國他鄉拼搏打天下，一切從零開始，跟日本人相比最大的缺失和落差就是缺乏人脈積累，不像國內的父母為了孩子的考學和工作可以尋找一切機會、調動任何關係；另一方面，日本的社會風氣比較規範，無論是考學、求職、求醫、看病、購房，都是按部就班，都有先來後到，打招呼加塞兒之類為社會公德所不容，破壞社會秩序更是可恥的，這也在客觀上減少了華人父母缺少社會人脈的壓力。正因為如此，宋朝陽表現出了相當的獨立性。
　　在大學畢業前的找工作階段，宋朝陽自己看招人廣告，聽求職講座，投寄了十餘份求職信，最後落實在日本最大的人才公司從事技術開發工作。進入公司後，新入社員先接受了半年的社內培訓，從會社理念開始直到待人接物，都有講解。父母明顯感到兒子有變化，順利完成了從大學生向社會人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父母似乎沒有替兒子操太大的心，反而有了省心省力的感覺，與國內朋友同事為兒女升學求職所付出的憂慮和辛勞相比，頗有霄壤之別。
　　宋飛夫婦來日近20年，已經安居樂業，打下了扎實的生活基盤。不過即使這樣，兒子在大學兩年級的時候就去便利店打工了。有家裡接濟，學習生活兩無憂，為什麼要去打工呢？兒子說身邊的同學都利用假期去打工，自己也想試一試。宋飛夫婦覺得，無論講多少口頭道理，都不及環境的影響大，要讓孩子養成健康的“三觀”，融入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利莫大焉。剛開始打工還有些疲憊，但乾一段時間就上癮了，宋朝陽的勤工儉學貫穿了整個大學生涯，既積累了社會經驗，也減輕了父母的經濟負擔——與國內大城市裡的同齡大學生相比，這可能屬鳳毛麟角，但在日本卻很普遍，是不可或缺的大學社會課程。
　　參加工作以後，宋朝陽暫時還住在家裡，他主動提出每月給父母3萬日元的伙食費。在日本年輕人的觀念里，工作就意味著人生獨立的開始，需要有獨立的能力和獨立的空間，因此大學畢業後離家外出租屋生活的年輕人為數不少。宋朝陽正在策劃按照日本的方式，一個人搬出去獨立生活，最近因為工作關係而每天需要從埼玉縣趕到千葉縣，單程兩個小時的車程已經成為就近賃屋生活的重要理由。不過目前在家期間，朝陽還是給出了伙食費，這被視為一個人能自食其力的象徵。父母雖然不缺這點錢，即使拿了孩子的錢也會替他存著，但他們認可朝陽的做法，認為孩子“不啃老”是一種值得鼓勵的美德。
　　對於兒子主張要搬出去獨立生活，父親的觀點是“順其自然”：你要走，不會拉；你要留，不會趕。孩子獨立後，今後的路都要靠他自己走，父母有能力時可以給些建議，幫些許小忙，但生活的大方向和大主意還得孩子自己拿，包括今後的結婚、購房等大事，父母不會大包大攬，因為日本沒有這種風氣，也不符合孩子長大成人後的自我心理期許。
　　沒有刻意“護幼”的父母，就沒有了善於“啃老”的子女——無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都一樣。不過，宋飛註意到日本也有“在宅一族”，不少人不學習不工作，光靠父母的老後年金生活，非常抑鬱。相比之下，華僑華人的孩子很少出現這種情況，這與華人家庭崇尚積極的價值觀和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宋飛說，來自家庭和社會兩方面的影響，使得華人孩子“三觀”正、覺悟高、能力強。
　　不給子女留“良田”
　　橫濱市華人呂秀芬家裡有兩個孩子，男孩小雄上大學，女孩小惠上高中，丈夫在日本的一流企業工作，年收近千萬。自從小孩上中學起，一直做家庭主婦的呂秀芬也出外打工，在附近的店里工作幾個小時，家庭年收千萬，在日本算得安康生活。現在有房有車有存款，但夫妻二人卻一致認為，不必留財產給小孩。
　　呂秀芬告訴記者，帶著中國人的思維，以前也覺得要給小孩留下點財產，並且還設想瞭如何安排，如何分配。但自己經歷了遺產糾紛，加上回國看到家裡親戚的親子關係，就感到他們活得很辛苦，加上看到一些世界名流都不給孩子留財產，比如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在慶祝50歲生日時宣佈，他的數百億美元財富將捐獻給社會，不會作為遺產留給子孫。
　　2年前，呂秀芳的母親病重，她幾次回上海照看，母親又老又病，說話經常不記得前言後語。有一次拉著呂秀芳的手，說有10萬人民幣放在了南京的親戚那裡，是之前借錢給親戚投資以後還未收回的款項，母親說，這筆錢就給你了，你去收回吧。
　　呂秀芳想這是母親的心意，也是筆整數錢，就想著去收回，不料老母親在病中說話已有些糊塗，一轉身又對秀芬的姐姐也說了同樣的話。二人一商量，就決定平分了算了，但一問南京的姨媽，說那錢早就給你媽了。
　　呂秀芳說，本來回去就是盡孝照顧母親，但一經說起這錢，最後和姨媽之間，甚至姐妹之間都有一絲尷尬。
　　而每年回國探親時，秀芬聽到的話題都是“買房子”，尤其是家裡有兒子，孩子還在上小學，大人已經要考慮存錢買房子以後娶媳婦了。呂秀芳說回國總是感到格格不入，好像大家打拼一生就為了給下一代買房子。
　　考慮到自己有兩個孩子，本來兄妹感情挺好，萬一因為財產而產生芥蒂，那就是本末倒置，反而丟失了最寶貴的手足之情。所以，呂秀芳堅定地對記者說，堅決要按照日本那句諺語：不給子女留“良田”。因為有了良田，耕耘起來不吃力，但耕著耕著良田就消耗了，就需要施肥和耕種，反不如讓孩子從荒地開墾，將荒地經過自己的辛勤耕耘而改造成良田，那才是人生豐厚的收穫。又比如林則徐也生平不置恆產，有人勸他積些錢財，使子孫將來生活不致困苦，林則徐說：“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他的意思是，如果子女像我這樣自己有能力，那就自己能過上好日子，何必父母給他留錢。如果子女不如我的能力，給他留一筆錢，就學會了好吃懶做享受現成，等到坐吃山空了，更是一籌莫展，那麼給子女留錢財反是害了他們。
　　呂秀芳的兒子小雄在大學學的是理科，做實驗很忙，沒時間打工，所以現在仍然是從家裡拿零花錢，小惠上的高中是升學高中，校規里不允許打工。但家長已經對兩個孩子說，一旦走上社會，就要出去自立生活，如果還要住在家裡，每個月都要交房租和伙食費。　　（原標題：不給子女留“良田” 在日華人拒絕“啃老族”(圖)）